用外语消除隔阂_亚历_电影_生活

亚历曾在书中提到：“写作是我的母语，电影算是外语。”他认为，长期的写作习惯让他对语言产生了敏感性，但对于电影，依然是一个未曾完全探究的新领域。直到来到中国的前一年春天，亚历才突然对电影产生了兴趣。随即，他申请了罗马一所学院的短期项目，尝试着拍摄纪录片。在这段时间，他经历了一件颇具趣味的事：在罗马，有一条热门的旅游街道，街道上的一座历史建筑曾是一家电影院。自从1999年电影院关闭后，地产开发商一直计划拆除老建筑，建造高级公寓和美术馆，吸引游客。然而，这一计划遭到了附近居民和学生的反对。那里的学生们没有合适的文化场所可去，于是他们筹集资金，将这座历史建筑改造为文化中心，设立了图书馆、自习室、小剧场，还开设了电影放映厅。一些意大利著名导演，如索伦蒂诺、托纳多雷以及拍过《末代皇帝》的贝托鲁奇，得知此事后纷纷来到这里，支持这群年轻人的理想。最终，地产商放弃了项目，学生们用电影保卫了这块属于他们的文化领地。

在罗马学纪录片的过程中，亚历认识了这些保卫电影院的年轻人。起初，他认为自己不可能被接纳。毕竟，亚历所读的学校学费昂贵，大部分学生都来自优渥家庭，而这些学生则是要用丰富的文化活动对抗资本的单一逻辑。亚历穿着校服，代表了与他们相对立的立场，这让他感觉有些尴尬。然而，当他第一次走近露天电影节的现场，主动问是否可以帮忙摆椅子时，他被热情接纳了。亚历发现，保卫电影院的这些人实际上非常务实：他们虽然在与地产商抗衡，但也愿意接受银行的赞助来举办电影节。无论亚历来自哪里，读什么学校，只要他愿意帮忙，他就会被当作一员。那个夏天，亚历不像其他同学那样把时间浪费在酒吧和约会中，而是每天晚上在放映会上忙碌，电影散场后留下来收拾场地。这段经历让亚历密切接触了许多以电影为梦想的同龄人，成为他学习电影的启蒙阶段。亚历的故事让我深感印象深刻，不仅仅是因为这些年轻人的理想主义，而是他被保卫电影院的人们接纳的那一刻。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常常是我们自己构建的，融入需要具体的行动。我们常常把“我们”与“他们”之间的差异夸大，直到我们主动伸出手，才会发现彼此其实可以成为朋友。亚历在中国的经历也一次次证明了这一点。

来到中国一年后，亚历在一所补习学校找到了意大利语教师的工作，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外国人，他们对生活在中国的态度各不相同。亚历和两位意大利同事有时会怀念家乡的食物，于是他们就去楼下的兰州拉面店，点一个馕当作餐前面包，渐渐地发现拉面和盖饭也很合胃口。然而，另一位来自那不勒斯的同事却是个“比萨原教旨主义者”。他曾在一家店里吃到了榴莲口味的比萨，甚至忍不住对店员发火。亚历听说了这件事后感到非常尴尬。他在书中写道：“生活在异乡，陌生的事物是每天的挑战。我们选择抗拒和抱怨，还是包容和好奇，将决定我们的生活体验。我希望选择后者；如果做不到，我就回家。无论身处何地，当外国人都要做到一点：想留下，就得好好留下。”

选择“好好留下”，意味着放弃“你是你，我是我”的固执。真正做到这一点时，人们会发现，人与人之间除了想象中的隔阂，实际上并没有太大的距离。三年后，亚历已经养成了许多中国人的生活习惯。他用豆瓣而不是烂番茄看电影评论，吃烧烤时会主动给全桌的人倒啤酒，讲英语时也常常脱口而出一些中文逻辑的词组，比如将过街天桥称作“skybridge”而非“pedestrian overpass”。他甚至开始担心在空调底下坐久了会积累“寒气”，于是去尝试刮痧、拔罐和艾灸。回到宿舍时，艾草的香气在两天内未曾散去。既然已经在中国生活，亚历尽力去适应，逐渐变成了他周围外国人圈子里“最中国的老外”。